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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有。她不出门，不见人，跟谁都不来往。”
“她有没有什么异常？”
陈明轩想了想，说：“有。她最近老是做噩梦，半夜醒过来，坐在床上发呆，不睡，不说话。她说她听到有人在吹笛子。半夜，有人在祠堂里吹笛子。”
“你听到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我睡得很沉，什么都听不到。”
“她有没有说那笛子吹的是什么曲子？”
“没有。她只是说有人在吹，每天晚上都在吹。”
刘文昭又问了几句，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，让陈明轩先回去。
陈明轩走了之后，刘文昭坐在大堂上，翻来覆去地看苏婉的案卷。
案卷上写着苏婉的年龄、籍贯、嫁人时间、死亡时间，写着陈明轩的证词、邻居的证词、里正的证词，写着骨笛的描述、碗筷的描述、供桌的描述。
每一行字他都看了，每一个字他都认了，但他还是不知道凶手是谁。
上官沉舟去了枫桥镇，找到了陈家。
陈家在镇子东头，是一座不大的院子，三间正房，两间厢房，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，树干很细，还没有成年人的手臂粗。
枣树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，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，像几根弯曲的枯骨。
树根周围的地上落了一层干了的枣子，黑黑的，皱巴巴的，踩上去“噗”的一声，碎了。
陈明轩的父母已经过世了，他一个人住在这里。
院子里很干净，没有杂草，没有杂物，扫帚靠在墙角，簸箕扣在扫帚上。
扫帚是竹子的，用了很久了，竹枝磨秃了，变成了一把秃扫帚，扫不干净地，但他还在用。
簸箕的底部有一个洞，用一块铁皮补上了，铁皮生了锈，锈迹斑斑。
她推开门，走进正屋。
屋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
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被褥是蓝底白花的粗布，洗得发白了，边角磨出了毛边。
枕头是荞麦皮的，枕头的中间有一个凹坑，是头压出来的。
凹坑的位置偏左，说明睡在左边的人不常翻身。
右边的位置是平的，没有凹坑，没有人睡在那里。
苏婉不跟陈明轩睡在一张床上。
她睡在另一间屋子里。
桌上的东西摆得规规矩矩。
茶壶放在桌子中央，壶嘴朝南，壶把朝北。
茶杯放在茶壶的右边，杯口朝上，杯底朝下，排成一条直线。
筷子笼挂在墙上，筷子插在笼子里，筷头朝上，筷尾朝下，整整齐齐。
所有东西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，没有一样是乱的。
这个屋子太整齐了，整齐到不正常。
一个独居的男人，不会把屋子收拾得这么整齐。
这些规矩不是陈明轩定的，是苏婉定的。
苏婉不在了，规矩还在，陈明轩不敢打破它们。
他怕打破了，苏婉就真的走了。
她已经走了，但他不相信。
她打开衣柜，衣柜里挂着几件换洗的衣服，男人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分开挂，各占一边。
男人的衣服是灰色的、蓝色的、黑色的，粗布的，有几件还打着补丁。
女人的衣服很少，只有三四件，都是素色的，没有花纹，没有绣样，料子也一般，不像是有钱人家的女人穿的。
她嫁过来的时候带了六条船的嫁妆，那些嫁妆去哪里了？
她翻了翻那些衣服，每一件都叠得整整齐齐，没有褶皱，没有灰尘，像是被人精心保管着。
衣服是新的，没有穿过。
苏婉不穿这些衣服，她穿的是自己带过来的那些。
那些衣服不在衣柜里，可能在别的地方，或者已经不在了。
她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木箱子。
箱子不大，一尺见方，锁着。
锁是铜的，很旧，锁面上的花纹磨平了，看不清是什么图案。
她用一根铁丝捅开了锁，打开箱子。
里面是一封信、一把骨笛、一叠银票。
信纸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些破损，但字迹还能看清。
信是一个叫“沈云生”的人写的，内容很简单：“婉妹，枫桥一别，三年有余。我在长安开了铺子，生意尚可。你若在陈家过得不如意，随时来找我。我的地址在信封背面。”
没有日期。
信封背面的地址写得很清楚——“长安城东市，沈记绸缎庄。”
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像是在临摹字帖，不是自然写出来的。
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很紧张，怕写错了字，怕写得不好看，怕苏婉看了不喜欢。
那把骨笛跟祠堂里发现的那根一模一样，也是用人的大腿骨做的，表面磨得很光滑，刻着细小的音符。
她拿起来，吹了一口气，骨笛发出的声音跟那根一样，低沉的，浑厚的，像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叹息。
两把骨笛是同一双手做的，打磨的痕迹一样，钻孔的角度一样，刻字的力道一样。
做骨笛的人很细心，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，不像是第一次做，也不像是只做了一次。
他做了很多次，已经做熟了，闭着眼睛都能做。
银票的面额都不大，十两、二十两、五十两，总共大约三百两。
银票是恒通钱庄的，发行了三年了，纸已经泛黄了，折叠的地方磨出了白色的折痕。
有人反复看过这些银票，但没有用过。
她把银票翻过来看背面，背面有一个人的签名——“苏婉”。
签名很轻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签，最终还是签了。
她没有用这些银票，她把它们锁在了箱子里，留给谁？
留给陈明轩？
留给沈云生？
留给她自己？
不知道。
她把东西放回箱子里，锁好，放回床底下。
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膝盖上的土是黑色的，不是黄褐色的，是从陈明轩家床底下沾的。
陈明轩家的地面是土的，没有铺砖，土是黑色的，湿润的，踩上去会留下很深的脚印。
脚印的边缘很清晰，没有落灰，是最近才踩出来的。
有人在这间屋子里翻过东西，翻得很仔细，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。
翻东西的人不是陈明轩，陈明轩不会翻自己家。
是另一个人，一个来找什么东西的人。
他要找的也许就是那个木箱子，箱子里装的也许就是他要的东西。
沈云生在长安。
上官沉舟让萧千帆去查。
萧千帆去了三天，带回来一个消息。
沈云生确实在长安开了一家绸缎庄，生意不错，但三个月前他出了一件事——他的铺子被人烧了，他也被人打伤了，现在躺在家里养伤，不能下床。
伤得很重，腿断了，肋骨也断了几根。
打他的人没有要他的命，但也没有留情。
他们打断了他的腿，打断了他的肋骨，把他扔在街上，走了。
他没有看到他们的脸，他们蒙着面，穿着黑衣服，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，连眼睛都遮住了。
他只能看到他们的影子，影子上墙了，很大，很黑，像鬼。
“谁烧了他的铺子？”上官沉舟问。
“查不出来。长安城里的人说，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有人放出话来，要他的命。放话的人是谁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消息是从大理寺传出来的。”
萧千帆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像是怕被谁听到。
“大理寺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对付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。他在长安做了什么？他见了什么人？他知道了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”
“他一个做丝绸生意的，能得罪谁？”
“观天阁。”
上官沉舟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。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她的手很稳，没有发抖，但手指尖有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很小，很细，像是从皮肤里面渗出来的，不是热的，是冷的。
“他在长安做生意，跟观天阁有什么冲突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有人看到，他的铺子被烧的那天晚上，有几个黑衣人从巷子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刀。其中一个黑衣人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重一点点。长安城里走路左脚比右脚重的人不多，我父亲认识其中一个。”
“谁？”
“大理寺少卿，裴衍之。”
上官沉舟的眼睛眯了一下：“裴衍之是观天阁的人？”
“还不确定。但他走路左脚比右脚重一点点，这是改不了的。我父亲说，裴衍之年轻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过，左脚受过伤，从那以后走路就有一点跛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”
萧千帆顿了顿，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
“我父亲还说了，裴衍之最近三年，升迁得很快。三年前他是大理寺丞，去年升了少卿，今年又要升了。他的上面有人，他的上面不是大理寺卿，是比大理寺卿更高的人。”
“你父亲还说了什么？”
“他说，孙德茂在大理寺的二十年里，调阅过你父亲案子的卷宗十三次。他不是一个人干的，有人指使他。指使他的人，能在大理寺调阅卷宗而不被任何人发现，说明这个人自己就在大理寺，而且官职不低。”
上官沉舟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。
她看着萧千帆，萧千帆也看着她。
屋里没有声音，只有手指敲膝盖的“嗒嗒”声，很轻，很均匀，像钟表的声音。
黑猫从院子里走进来，跳上桌子，蹲在两人中间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
它看不懂，但它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气氛，不像吵架，不像生气，不像难过，是一种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气氛。
它不喜欢这种气氛，站起来，跳下桌子，走了。
“裴衍之知道孙德茂调阅了卷宗？”
“知道。是他让孙德茂调阅的。”
“他怎么知道那份卷宗里有他要的东西？”
“不知道，但孙德茂招了，他已经招了。大理寺的审讯记录在我手上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“看。”
萧千帆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折得方方正正的纸，递给她。
上官沉舟接过纸，展开。
纸是上好的宣纸，很薄，很白，上面的字是楷书，写得很工整，一笔一划都不含糊。
她从头看到尾，又从尾看到头，看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要停下来想一想，像是在拼一幅很大的拼图，每一小块都要找到它该在的位置。
“他招了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