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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3章指责与恐惧(第1/2页)
父亲的挂断声，像一把冰冷的铡刀，斩断了王海最后一丝与“正常世界”的微弱联系，也斩断了他内心最后一点侥幸的幻想。忙音“嘟嘟”地响着，在他耳边无限放大，最后变成一种持续的、令人耳鸣的尖锐噪音。他维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，手机还紧紧贴着耳朵，仿佛那冰冷的塑料机身是连接某个早已崩塌的世界的唯一通道。直到手臂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麻刺痛，他才像一具断了线的木偶，手臂无力地垂下，手机再次从指间滑落，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屏幕闪烁了一下，彻底暗了下去，这次大概是真的没电了，或者彻底摔坏了。
阁楼重新陷入黑暗，比之前更加浓稠、更加窒息的黑暗。但此刻，这物理上的黑暗，远不及他内心翻腾的恐惧和混乱来得深沉。
父亲的质问，每一个字，都像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他的灵魂上，留下焦黑溃烂的伤口。“犯法的事”、“帮凶”、“伤天害理”、“断子绝孙”……这些词汇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尖锐，最后变成了无数个声音的合唱——父亲严厉的指责，母亲痛心的哭泣，亲戚们冷漠的推诿，儿子王浩恐惧的划清界限，甚至还有他自己内心深处，那个一直被刻意压抑、掩埋的、微弱的良知发出的，细若游丝却从未断绝的谴责。
“你到底有没有做犯法的事？”
“你有没有给你那个狗屁领导当帮凶？”
“对得起天地良心吗？对得起我和你妈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吗？对得起老王家列祖列宗吗？”
父亲的声音，混合着母亲无助的哭泣，像魔咒一样盘旋不去。他试图捂住耳朵，但那声音是从他心底最深处发出来的，无处不在。
是的，他做了。他做了犯法的事。他不仅是帮凶，在某些事情上，甚至是积极的执行者、出谋划策者。为了讨好郑怀山，为了那点可怜的、依附于权力残羹剩炙的利益和虚荣，他昧着良心，做了许多他曾经不齿、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。
林国栋苍白浮肿的脸，再一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。不是幻象，是记忆。那个雨夜，他按照郑怀山的指示，偷偷替换了关键证据，将一份伪造的、指向林国栋“收受贿赂、玩忽职守”的材料，混入了调查卷宗。他记得自己当时的手有些发抖，心里也掠过一丝不安，但郑怀山拍着他的肩膀，用那种不容置疑的、带着嘉许的语气说：“小王，做得好。这件事办妥了，我不会亏待你。”那一丝不安，很快就被对“前程”的憧憬和得到领导赏识的虚荣所淹没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只是“工作需要”，是“服从命令”，林国栋自己肯定也不干净，不然怎么会被人盯上？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后来，林国栋“被坐实”了罪名，身败名裂，家庭破碎。再后来，传来了林国栋“意外”溺亡的消息。当时他正在和几个“朋友”喝酒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猛地一沉，酒意醒了一半。但同桌的人，包括郑怀山另一个心腹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自己心里有鬼，想不开吧。也好，省得大家麻烦。”他强迫自己举起酒杯，附和着笑了笑，将那一瞬间的心悸和寒意，连同辛辣的酒液一起咽了下去。他继续告诉自己，林国栋的死是意外，与他无关，他只是执行了领导的命令，换了份材料而已。
现在，父亲的质问，像一把锋利的锥子，狠狠凿开了他自我欺骗、自我麻醉的硬壳。他真的“不知道”吗？他真的以为那只是“普通工作”吗？不，他知道。他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，那份材料一旦坐实，对林国栋意味着什么。他只是选择了不去深想，选择了相信郑怀山能摆平一切，选择了用“奉命行事”来麻痹自己的良知。林国栋的死，吴建国的“失踪”，孙副组长的“意外”……这些人的不幸，真的与他毫无关系吗？他是递刀的人，是推波助澜的人，是那个庞大而黑暗的机器上，一颗或许不起眼，但确实转动了的齿轮。他手上，真的干干净净吗？
“对得起天地良心吗？”
对不起。他对着漆黑的虚空，无声地回答。一股滚烫的液体涌上眼眶，但他死死咬着牙，没有让眼泪流下来。此刻的眼泪，廉价得让他自己都感到恶心。林国栋跳进冰冷的河水时，有没有流泪？吴建国的家人，在失去顶梁柱时，有没有流泪？孙副组长那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，在父亲的追悼会上，有没有流泪？他的眼泪，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鳄鱼的眼泪，是懦夫事后的、廉价的自怜。
“对得起我和你妈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吗？”
更对不起。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勒紧裤腰带供他读完大学，指望着他跳出农门，光宗耀祖，至少，做个堂堂正正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可他呢？他读了书，长了见识，却把聪明和学识用在了哪里？用在了揣摩上意，用在了阿谀奉承，用在了助纣为虐，用在了钻营和同流合污上！他不仅没能让父母脸上有光，反而让他们在垂暮之年，因为他而蒙羞，而担惊受怕，甚至要拿出毕生积蓄，试图填补他捅出的、根本无法填补的窟窿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不孝子！
“对得起老王家列祖列宗吗？”
无颜面对。他王海，是老王家的耻辱。如果祖上有灵，恐怕会气得从坟里跳出来，用最严厉的家法教训他这个不肖子孙。他玷污了门风，让整个家族因为他而可能被人指指点点。那些亲戚的疏远和冷漠，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、切割般的指责？
内心的自我指责，如同最严厉的鞭挞，抽打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灵魂。每一句质问，都让他无地自容，让他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，或者当场死去，一了百了。这种源于道德和亲情双重审判的痛苦，甚至超过了肉体的病痛和外部威胁带来的恐惧。它从内部瓦解着他，让他清晰地看见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，如何变得面目可憎，如何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，也辜负了曾经那个或许还有一丝清白的自己。
然而，与这尖锐的、令人痛不欲生的自我指责相伴而生的，是更庞大、更无边无际的恐惧。
父亲让他去“自首”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这个选择，像一座沉重的大山，压在他的心头。自首，意味着他要主动走进公安局，向那些穿着制服、代表国家法律的人，坦白自己做过的一切。要说出郑怀山的名字，说出李哲可能的存在（虽然他无法提供确凿证据），说出他参与过的那些肮脏勾当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会戴上手铐，被关进看守所，等待审判。媒体可能会报道，他的名字会和郑怀山并列，出现在新闻报道里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。然后，是漫长的刑期，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中最宝贵的岁月（如果他还能活着出来的话）。铁窗，高墙，失去自由，与世隔绝，受人管制，劳作，欺凌，孤独，绝望……这些画面，仅仅是想象，就让他不寒而栗。
而且，自首真的能“争取宽大处理”吗？父亲相信“邪不压正”，相信“政府”。但王海在体制内浸淫多年，他太清楚了，有些“正”，压“邪”需要时间，甚至需要代价。郑怀山倒了，但他背后的关系网呢？李哲那样的人物，真的会因为他一个小喽啰的自首就倒台吗？会不会他前脚进去，后脚就“被自杀”或者“被意外”？监狱里，想要让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消失，或者“生病而死”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李哲完全有能力做到。自首，很可能不是生路，而是另一条，看似“体面”实则更加被动的死路。
更何况，自首意味着他将失去最后一点主动权。他将被完全掌控，命运不再由自己（哪怕是在恐惧中挣扎）决定，而是交给法律，交给那些他无法预测、无法影响的人和程序。他害怕那种彻底失去控制的感觉。
可是，不自首呢？继续躲藏？像父亲说的，像个“缩头乌龟一样东躲西藏”？
这个选择带来的恐惧，同样清晰而具体。宋玉成的警告言犹在耳——“王海，你最好彻底消失。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也别让任何人找到你。否则，后果你很清楚。”李哲那辆黑色轿车，和车窗后那双冰冷审视的眼睛，是他这几天噩梦的源泉。他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，他是郑怀山这条线上一个松动的、可能泄密的环节。李哲那样的人，会允许这样一个潜在的威胁，在外面游荡吗？即使他逃回老家，躲到乡下，又能躲多久？李哲的能量，他毫不怀疑。也许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“被失踪”，或者“被意外死亡”，就像林国栋，像吴建国那样。那时候，他的死，恐怕连一点水花都不会有，只会成为一桩无头悬案，或者一起普通的“流浪汉病亡”事件。父母可能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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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他能躲到哪里去？他现在身无分文，重病缠身，连这个肮脏的阁楼都快要待不下去了。没有钱，没有身份（他不敢用身份证），没有可以投靠的人，他能去哪里？去乞讨？去捡垃圾？然后某天悄无声息地死在某个桥洞下、垃圾堆旁？那样的结局，甚至比自首进监狱更不“体面”，更可悲。
两条路，自首或者继续躲藏，都通向黑暗的深渊，都充满了巨大的、几乎无法承受的风险和恐惧。自首，恐惧于法律的惩罚、监狱的黑暗、以及李哲可能的“安排”；继续躲藏，恐惧于被李哲灭口、病饿而死的结局，以及那种永无宁日、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折磨。
指责与恐惧，像两条冰冷的毒蛇，死死缠绕着王海，越收越紧，让他无法呼吸。自我指责让他痛不欲生，看清了自己灵魂的丑陋和罪恶；而对未来两种出路的恐惧，又让他进退维谷，动弹不得。他蜷缩在地上，身体因为高烧和极度的精神压力而剧烈颤抖，冷汗一层层地冒出来，很快又变得冰凉，黏腻地贴在皮肤上。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打战，胃部因为饥饿和紧张而痉挛般抽痛。
他想起儿子王浩的话：“你自己屁股不干净，别来连累我行不行？我好不容易才有点安稳日子……”想起表姐刘玉梅的斥责：“你自己在城里干了些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！……你自己屁股不干净，别想回老家来连累我们！”想起父亲最后的怒吼：“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再让你妈整天以泪洗面，别再让我这张老脸，在村里没处搁！”
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麻烦，是个祸害，是个“屁股不干净”的人，都急于与他切割，唯恐被他牵连。连他最亲的父母，在痛心疾首之后，给出的最终建议，也是让他去“自首”，用接受惩罚的方式，来做个了断，至少，不“连累”家人，不让父母“在村里没处搁”。
他成了孤岛。不，他成了瘟神，被所有人嫌弃、躲避，甚至连至亲都希望他“自我了断”以保全家族颜面的瘟神。
这种被整个世界抛弃、孤立，甚至被血脉至亲“建议”走上绝路的感觉，比死亡本身更让他恐惧。那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彻底否定，是比肉体消亡更彻底的“社会性死亡”。
“啊——！”一声压抑到极致的、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嘶吼，终于冲破了王海紧咬的牙关，从他喉咙深处挤了出来。但这声音是如此微弱、沙哑，很快就被阁楼厚重的寂静所吞没。他双手死死抓住自己凌乱肮脏的头发，用力拉扯，仿佛想用肉体的疼痛，来抵消内心那无边无际的痛苦和恐惧。但无济于事。头皮传来的刺痛，与灵魂深处的煎熬相比，微不足道。
他该怎么办？他到底该怎么办？！
自首？还是继续躲藏？或者……第三条路？
一个更加黑暗、更加决绝的念头，如同深渊底部冒出的有毒气泡，悄无声息地浮现在他混乱的脑海——死。
死了，一了百了。不用再承受良心的谴责，不用再面对法律的审判，不用再害怕李哲的追杀，不用再连累父母蒙羞，也不用再在这无边的恐惧和绝望中苟延残喘。
这个念头刚一出现，就迅速蔓延开来，带着一种诡异的、诱人的解脱感。是啊，死了，就什么都结束了。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指责，所有的罪孽，都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烟消云散。他不用再选择，不用再挣扎。
怎么死？跳楼？上吊？割腕？还是就躺在这里，任由高烧和饥饿带走生命？
每一种死法，都让他不寒而栗。他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。而且，如果自杀，父母怎么办？他们会更痛苦，更内疚，在村里更抬不起头。他会成为他们余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，一个自杀的、畏罪（无论是否被定罪）的儿子。不，那甚至比自首进监狱，更让父母无法承受。
指责，来自内心和至亲的道德审判。恐惧，来自法律和黑手的双重威胁。求生不得，求死，亦不能。
王海瘫在冰冷的地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头顶低矮、肮脏的天花板。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黑暗，如同他此刻的内心，看不到一丝光亮。极度的疲惫，如同潮水般席卷了他，不仅是身体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他感觉自己所有的力气，所有的希望，所有的挣扎，都在刚才与父亲的通话和随后的内心风暴中被消耗殆尽了。
他就这样躺着，一动不动，仿佛一具已经失去生命的躯壳。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，和偶尔因为寒冷或痉挛引起的轻微颤抖，证明他还活着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阁楼里的黑暗似乎变得更加浓重。窗外的城中村，也渐渐沉寂下来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或者醉汉模糊的吆喝，更衬托出这片空间的死寂。
指责的声音，渐渐微弱下去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融入了背景，变成一种持续的低鸣。恐惧，也似乎麻木了，不再是尖锐的刺痛，而是一种弥漫全身的、沉重的、冰冷的麻木感。
他什么也不愿再想，什么也无法再想。大脑一片空白，或者说，是一片被绝望彻底冰封的荒原。
就在这时，一种更具体、更迫切的生理需求，打破了他濒临崩溃的精神麻木——饥饿，以及随之而来的、更加强烈的虚弱感。
他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。上一次进食，还是昨天（或者前天？）勉强咽下的那半包发软的挂面。高烧消耗了他本就不多的能量，极度的精神压力和情绪波动更是雪上加霜。胃部从隐隐作痛，变成了持续不断的、尖锐的绞痛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里面狠狠攥着、拧着。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强烈的眩晕和心悸，眼前开始发黑，冒金星。他知道，如果再不进食，他可能真的会晕过去，甚至……死掉。
求生的本能，在最绝望的时刻，再次顽强地抬起头。不，他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，像一条野狗。至少，不能是现在，以这种方式。
他挣扎着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翻了个身，手脚并用地朝着桌子方向爬去。那里，还有最后一小撮挂面，虽然可能已经变质，但此刻，那是他唯一能接触到、可能果腹的东西。
每移动一寸，都耗费着他巨大的气力。头晕目眩，眼前发黑，冷汗再次湿透了他的衣服。他终于爬到了桌子边，背靠着桌腿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，仿佛要挣脱出来。
他伸手，颤巍巍地去够桌上那个脏兮兮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最后那点挂面。他的手指碰到塑料袋，发出窸窣的响声。就在他即将抓住袋子的那一刻——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一阵沉重、急促、毫不客气的敲门声，猛地响起！不是敲，更像是砸！砸在阁楼那扇薄薄的、老旧的木门上，发出巨大的、令人心惊肉跳的响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！
王海伸出的手，僵在了半空中。全身的血液，在这一瞬间，似乎都凝固了，然后疯狂地涌向头顶，又急速褪去，留下冰凉的麻木和深入骨髓的恐惧。
是谁？！
这个时间，谁会来敲他的门？房东？不可能，房租还没到期，而且房东从不上门。邻居？他几乎不和邻居打交道。警察？李哲的人？宋玉成派来的？还是……其他什么人？
砸门声再次响起，比刚才更加粗暴，更加不耐烦。
“砰！砰！砰！砰！”
伴随着砸门声，一个粗鲁的、带着明显醉意和不耐烦的男声，在门外吼道：
“王海！王海！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！别他妈装死！快给老子开门！”
这个声音……有点耳熟，但王海混沌的头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不是警察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，也不是李哲手下可能带有的冰冷威胁。这声音里充满了暴躁、怒气，还有一种……市井混混般的蛮横。
恐惧，如同冰水，瞬间浇遍了王海的全身。他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屏住了，心脏狂跳得几乎要炸开。他死死盯着那扇被砸得微微颤动的薄木门，仿佛那后面站着索命的恶鬼。
指责与恐惧，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。内心的道德审判尚未平息，外部的、未知的、充满恶意的威胁，已经找上门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