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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章他开始算法律(第1/2页)
“工具箱打开。“
这句话他听过一次——凌晨，在车间里，手电照着他的套筒和扳手。第二次听到，是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里：办事员把他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登记，皮带、鞋带、车间那一串钥匙、一张公交卡、三十几块零钱。每一样都用笔写上字，装进袋子，封口。
铁门在他背后合上，声音比他在外面听过的任何一声都重。
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天刚亮。先量血压、问了两句病史，然后照相、按手印、量身高、换衣服。他身上那件外套被叠起来，跟着其余的东西一起进了袋子。
最后他拿到一个编号。
从那一刻起，在这堵墙里面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号房里是一条通铺，睡了七八个人，天不亮就有人起来叠被。他进去的时候，几个人抬眼看了他一下，没有人说话。靠门那个铺位空着，他把被褥铺开，学着别人的样子码整齐，坐在床沿上。
这里的一天是切开的：六点半起床、点名、早饭；上午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在铺上，看书或者写字；中午放一次风，二十来分钟，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，头顶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天；下午还是坐；晚饭，看新闻，九点半熄灯。灯灭了以后，走廊里一直有一盏灯亮着，光从门上的小窗漏进来，落在通铺中间那块地方。
他在那间号房里待了十几天。后来回想这一段，记得最清楚的偏偏是那些没用的东西：铺板上的木纹、墙上被指甲划过的痕迹、早饭里那块咸菜的咸度、有人睡觉磨牙的声音。
靠里睡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进来之前在外面工地上干活，据说是因为替人出头打了一架；他每天把被子叠成四四方方一块，边角压得像刀切出来的。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瘦，眼睛很亮，话多，说自己是帮人拉货的时候“不知道那是电缆“。最靠墙的是个开过小卖部的老头，六十多，教他怎么把被子压实、怎么把拖鞋摆正、怎么在点名的时候站得让人挑不出毛病。
“你以前干什么的？“年轻人有一回问他。
“修车。“
“修车好啊。“那人眼睛亮了，“我表哥也修车，一个月挣六千多。“
梁博没接话。他心里忽然算起另一笔账：如果这两年多他老老实实待在一家修车店里，一个月六千，一年七万二，两年多也有十五六万——那笔债到今天也还不清。可晚上能回到自己的屋子，能接母亲的电话，能坐在外面安安稳稳的吃一碗云吞面。
他第一次算这笔账的时候，心里像被松开了一根绳子。
提审来了三次。
第一次问的是最基础的东西：姓名、出生年月、户籍、什么时候来的广州、在广州做什么。他说自己做修车。对方在本子上一条一条记，很细。
第二次问的是车。他们摊开一叠材料，一张一张念给他听：某年某月，一台某型号的车，在哪个区的一个车行里做过排气和悬挂的改动；某年某月，另一台车换了刹车、加了顶吧。念到第三台的时候他抬起头——那些车他记得，可他自己都记不得那么细的时间和地点。材料上有日期，有车型，甚至有他当时用过的微信号。
“这些是你做的吧。“
“是。“
“收多少钱？“
“一千到三千不等。“
第三次问的是场子。
他们念的是场次：某月某日，某条路；某月某日，另一个区。有几个地方他听名字都要愣一下才想起来。
“你是自己去，还是有人叫你？“
“有人叫。“
“谁叫你？“
他停了一下。
那几秒里他脑子里过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条线：收注的、递话的、放数的、站在坡上不说话的。他说得出十几个名字，可他清楚那些名字背后连着谁。
“是场子上认识的人。“他说，“名字我说不全。“
对面的人看了他一会儿，把笔放下，换了一页纸。他没有再追问。
后来梁博才知道，那种“没有追问“才是最要命的——人家手里什么都有，问他只是走一个过场。
提审到第三次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们问了一件他没想到的事。
“你那个工具箱最底下，有一块钢板和几张照片，什么来路？“
梁博的背绷紧了。他本来准备了很多话，可那一刻他忽然不想绕。
“一年多前的一台事故车。“他说，“车架断过，车架号是后补的。有人让我认下那台车是我改的，我认了。“
“谁让你认的？“
“场子上的人。“
“你赔了多少？“
“六万。分两次，当月三万、下月三万。“
对面的人把这几句记下，又翻过一页，问他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、在哪儿拍的。他一一答了：城北那座报废场，他钻进车底把那道裂口剖开，一张一张拍下来的。
问完这些，他们就把话头转回车上去了，好像那包东西从来不是重点。
回号房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件事：那块钢板他留了一年多，一直以为总有一天能拿它换一条命。结果到了这个地方，它只换来半页纸和几个问句。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第六十章他开始算法律(第2/2页)
第一次会见律师是在第九天。
律师是母亲托老家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找到的。她在广州谁也不认识，只认得邮局和车站；有人跟她说“出这种事要请律师“，她就在车站旁边的旅社里，拿着一本电话簿，一个一个地打。
会见室不大，中间一张长桌，两边各一排椅子，管教站在门边看着。律师姓周，三十出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说话很快，桌上摊着一叠纸。
“你的事我看了。“周律师说，“你的案子已经立了，现在还在侦查阶段，按危险驾驶这条线在办。你名下的车，还有那个车间里的东西，都已经扣了。“
“车也扣了？“
“扣了。车在你名下，是物证之一。“周律师翻了一页，“另外，你车间里的改装件、工具箱、几个硬盘，都在清单上。“
梁博听到“工具箱“三个字，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。那只箱子跟了他两年多：最上面一层是套筒和扳手，最下面那一层是钢板和照片，中间夹着他自己磨的专用扳手、老杨写的一张调气门间隙的纸，还有那台笔记本的旧备份盘。他这两年多所有的手艺，全在那只箱子里。
现在那只箱子在一张清单上：编号、重量、封条。
“卷我能看到吗？“
“看不到。“周律师说得很干脆，“侦查阶段，律师没有阅卷权。我现在能做的就三件事——会见、申请取保、跟办案单位沟通。“
“我这个事，会怎么样。“
“要看几件事。“周律师把笔拿起来，“第一，你参与多少次、涉及哪些车、拿了多少钱；第二，你有没有前科；第三，你认不认罪、退不退赔。“
“我认我做过的。“
“认罪是个态度，不是一句话。“周律师说，“还有一条叫认罪认罚，可以争取从宽。另外一件更要紧的——你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取保候审：我先替你问清罪名，再让家里准备保证人。保证人要有固定住处、有固定收入，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；批下来以后，保证书要在办案机关当面签。“
“能到什么程度？“
周律师没有马上答。他看了看梁博，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：“我在这个行当做了六年，见过很多人第一次进来就问'能判多少'。我现在跟你说实话——现在谁都答不了你。案子还在走，证据还在核，最后是人在判。你要是想听个数，我可以编一个给你，可那对你没有用。“
“那我现在能做什么。“
“把该说的事一条一条写清楚，退赔的钱先准备着，人别乱说话。“周律师把纸收起来，“还有一句——别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。“
会见结束以后，他被带回号房。
他在铺上坐了很久，然后做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事：他开始在心里列表。
这是他这两年多最常用的办法。以前他算一台车，会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列成一张表——声源、间隙、磨损、误差、温度；每一项给一个数，加权，排出一个先后。这一次他把表列给自己看：参与改装的次数、涉及的车辆、收的钱、参与的场次、有没有组织别人、有没有从中分成、认不认罪、退赔多少、有没有人担保、社会危害大不大。
他一项一项往下填。填到第五项的时候，他停下来。
他忽然发现一件事：这张表里每一项都要有“系数“，而系数是别人的。同样一个“参与次数“，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是“情节较轻“，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是“多次参与“；同样一个“认罪“，有的人认了算态度好，有的人认了叫避重就轻。
他一辈子的本事，是把不确定的东西算出确定。可这张表里每一行的分子分母都是人，连一个固定的数都没有。
他把表在心里推了两遍，什么都推不出来。
那天晚上熄灯以后，他躺在铺上，听着隔壁铺那个人的磨牙声。
他想起站在警车的灯里时，心里那种“终于有人把话说出来了“的安静。那份安静现在没有了。等待才是最磨人的东西：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种地方待几天，也不知道有一天判决下来的时候，他会被写成什么样的人。
躺在铺上他又想了一会儿那台车。车上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记得：副驾座椅上那道裂口、后备箱里那块旧脚垫、手套箱里一把小螺丝刀，还有后视镜上系着一个褪了色的红绳结——那是母亲托人捎来的，让他在车上挂着，“图个平安“。他一直没摘。
他不知道那根红绳现在在哪儿。
他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是：那台灰色捷达不在了。它被扣在一处他看不见的地方，车里还留着他的一只旧手套、半瓶水，和一张过期的停车票。
这两年多里他所有的本事都长在车上。车被收走的那一刻，他连“修车匠“这个身份都被一并收走了。
他把那张表又推了一遍。每一项后面都空着一格，等一个别人的数。
算得越细，他越明白：自己算不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