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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雷福斯事件。
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他的含金量有多高，至少三四层楼那么高。
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犹太商人家庭，在总参谋部任上尉军官。早在1894年9月，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，以间谍罪加以逮捕。
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于1894年12月22日军事法庭判处他在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终身监禁。
1896年3月，新任情报处长皮卡尔在调查中发现，真正的罪犯是亨利的朋友费迪南·埃斯特哈齐，要求军事法庭重审。亨利伪造证件，反诬皮卡尔失职，后者被调往突尼斯。
1898年1月，经军事法庭秘密审讯，埃斯特哈齐被宣告无罪，激起了社会公愤。
1月14日，作家爱弥尔·左拉在《震旦报》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《我控诉》。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，法国社会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个阵营。
不得不说，法国人的政治意识在十九世纪就相当超前，领先别国一个版本。
德雷福斯遭受的不公待遇，引起法国人的强烈不满，加上他们本来就对法国内阁政府不满，借此事件一下子宣泄出来。
早在之前，茹费理这位治国有方的总理都不能让挑剔的法国群众满意，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总理能够在这个时期的法国坐稳位置。
群情激愤下，潜藏着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妄图借此推翻共和政府。不久，亨利伪造证件的事实暴露，被捕供认后自杀。埃斯特哈齐也畏罪潜逃伦敦。
德雷福斯事件，更像是成为法国民众的一个宣泄口。
围绕着援救德雷福斯，法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民主和正义的社会运动，反对军队领袖们的专横跋扈。
事态的发展，很快使公众舆论分成了两派，出现了反德雷福斯派组成的“法兰西祖国联盟”，以及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莱斯为首的“人权联盟”。
许多著名学者、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仗义执言，积极参加了“人权联盟”的斗争。这场斗争如此的广泛和深入，以至原有的政治团体内部，朋友之间，甚至家庭内部，都由于观点不同而发生了分裂。
这是别国所不可能看到的，放在意大利，意大利对一个军人以叛国罪实施抓捕。
那不会引起多大风浪，因为证据并不会给民众看，同样媒体也不敢公开与政府反复唱反调。
法国则更像是政党以民众作为棋子，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掀起一场更大的党争，这让一群君主制国家好好看了笑话。
英国对苏丹动手，法国忙于内斗，1898年各国都有着自己的国事，意大利同样如此。不过相比于这二者，意大利的事件在维托里奥看来，都不能算作事件了。
暂且不谈意大利，就谈法国。两派的斗争不仅限于文字上的论战，甚至动员起各自的群众进行示威游行，一直发展到武装冲突。在法国各城市和乡村，都有此类冲突不断发生。法国因德雷福斯案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。
为解决此次危机，政府将在未来1899年8～9月，经军事法庭重审实则指使的，让德雷福斯仍被判有罪，但改判10年徒刑。9月19日，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，以息民愤。
事件发生变化，其中有两点原因，一点是法国国内民众给予政府严重压力，另一点则是德雷福斯被捕以后，法国重要的军事情报仍不断地被泄漏。
而在重审此案中，军方还发现有高层变革。倒不如说是由于高层人士变革，军方才开始重新调查“德雷福斯间谍案”。
受命核实“罪证”的一名上尉，由于是第一次接手此案，很快发现了亨利少校出具的是伪证。亨利在承认伪造事实后，自杀身亡。从此形势急转直下，陆军部长等几名高级军官辞职，埃斯特拉齐则畏罪逃往英国。
堂堂陆军部长通敌卖国给死敌德国，消息之炸裂，一度压过当时正在进行着的美西谈判。
也让各国代表在巴黎吃瓜吃了个爽，并且由于这一事件负责外交等事务的总统也面临引咎辞职的困境。
共和党已经开始推举，担任过总理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埃米尔·弗朗索瓦·卢贝上位。
维托里奥作为知晓历史的人，他深知这还没到达法国的极限，事件的高潮远远没有到来。
在未来1899年，等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处德雷福斯有罪的裁决无效，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审理。
到这时候，这决定引发了右翼民族派的强烈反弹。在一场公开活动中，卢贝总统将会被数百位君主派和反犹分子包围攻击。
然而，十多万支持共和制与总统的民众会开始聚集于马赛；在巴黎，支持总统的工人们将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以便抵御右派的攻击。而一直敌视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派的军队，则开始出现发动政变、推翻总统的倾向。
一个德雷福斯事件就差点让法国爆发一场内战，用自己的亲眼、亲耳去见证就是和历史书上学到的不一样，远在罗马的维托里奥兴致勃勃。
谁叫法国能抽象成这样，这种场面别说放现在不可思议，就是再过个一个世纪，这件事也是十分罕见。
德雷福斯案件将会整整折腾12年，与马赫迪政府在苏丹的统治时间都快要一致。
法国从上到下，包括政府、军队、教会、报界、政党、团体、家庭，几乎都分裂成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，斗争异常激烈。
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；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；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，只要谈及此案，也会争得面红耳赤，甚至扭打起来，闹得不可开交；整个法国会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。
而真正的爆发点就是今年左拉发表的《我控诉》点燃了法国人民的热情，连孔蒂在巴黎时，也常常可以在大使馆居所内听到外面游行抗议的声音。